热点资讯“文革”期间一直“不屈服”的他，准确预测了那场风暴
三十五年前（本文撰写于2009年12月3日——编者按）十二月三日凌晨，风雪交加的夜晚，顾准不幸离世。今撰此文，旨在对他的一生进行深入了解，以缅怀其事迹，并对他表达由衷的敬意与感激。
一
1952年，年届三十七岁的顾准，不幸被剥夺了上海市财政局局长一职。
此次免职事件，并无详尽的档案记录可供查阅，仅存于当年2月29日新华社发布的一篇电讯稿中的寥寥数语。顾准长期表现出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倾向，自视甚高，对组织纪律视若无睹……尽管多次接受教育，其行为却未见明显改善，故此决定对其予以撤职处分。
在那个人人身着黄布军装的年代，一位身着背带裤、佩戴玳瑁眼镜的青年，在给弟弟的信件中频繁使用“睥睨”一词，此等评价实属意料之中。
他不是出身望族，年仅12岁便在上海的会计师事务所开始了学徒生涯，肩负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到了15岁，他已成功编写出中国会计界最早的一系列教材之一。大家都承认，“在整片大华东地区，简直难觅与他相媲美的杰出人才。”
但此人“不服药”。
中财部曾有意将他调任，然而他执意留在上海，言辞中流露出对官场浮华的深刻洞察：“一旦入阁，便如同盆景，难以成长为参天大树。”
他不仅予以拒绝，而且对上级推行的“民主评议”式征税方式持明确反对态度，坚信税收征收应当严格依照法律规定执行税率。他的反对态度决不止于此，更以连篇累牍的文章深入剖析，阐明谁是谁非。
撤职后，有人为他辩护。领导：“顾准不听话，不供饭。”。
在被免职的那日，他缄口不言，独自在办公室中静坐了一整夜。他的秘书全程陪伴，一同度过了一个没有暖气的寒冷通宵，以至于脚冻得疼痛不已。晨曦初露，他终于用力推开办公室的门，毅然决然地走了出去。
一个人正值壮年，从极度的热情转向深深的冷漠，内心是怎样的感受？
李慎之，际遇相似者。（知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及国际问题研究专家，曾担任周恩来总理的外交秘书，并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职务）我曾写道：“我感觉我的精神似乎已经破碎。以一个例子来说，我如今根本无法聆听我所钟爱的音乐，因为那会引发我难以承受的混乱情绪。在我看来，贝多芬的激昂悲歌，莫扎特的纯真幻想，此刻对我而言都显得格格不入。在一个人能够感到喜悦或悲哀之前，他首先必须自认为正直、诚实，然而，我却无法做到这一点。”
未明示撤职之具体缘由，顾准竟至于对撰写检讨报告一筹莫展。他本欲涉及民主评议的内容，却屡遭告诫：“切莫涉及此事。”即便是批判性的会议，他也无权出席。市委简报中所提及的顾准检查，实为由其继任者代笔完成。
若不遵从，若不顺应，最终将失去融入这个世界的机会。
那段时光，他内心空落，整夜辗转难眠，耳畔只有街头车流嘈杂的轰鸣，而后又逐渐归于宁静。直至少数车辆的启动声夹杂着人声响起，这才预示着晨光的临近。
他并未如李慎之般陷入自我怀疑的泥沼，固然怀有激愤与挫败，但根据其日记所述，他从未在灵魂深处经历裂痕，其独立性贯穿一生。
他不过请求对撤职一事进行复核，却遭到了拒绝，得到的答复仅以六个字概括：“此事已妥善解决”。
顾准于1940年告别上海，投身于新四军的行列。该照片拍摄于1942年3月5日，地点位于江苏阜宁县的东坎乡。
二
朱学勤（知名学者、历史学家，现任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曾提问：“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群体中不乏道德热情与思想胆识，但无人能如顾准般行至极深处，挖掘至极致，这是为何呢？”
顾准并非天赋异禀，他的思想是循序渐进地构筑而成的。你似乎能够目睹他一根一根地从脑海中将认知的基石逐个抽离。这正是他令人敬佩之处——因为这意味着这样的探索之路，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踏足。
刚从高位退下时，他的思维仍保持着较为正统的姿态，是一位典型的体制内培养的个体。他将自己命运的起伏归结为“遭人陷害”，未曾深思过更深层次的原因。他回首往昔，对当年身处高位时的自负感到一丝好笑，将其戏称为“小职员哲学”——不过是笼统地汲取了一些报刊杂志的碎片知识，却如同才子般盲目行事，遇到契合之处便一头扎进去，不合时宜时则不幸遭遇挫折，对于思想的精深钻研，当时的自己确实做得不够。
这似乎也是许多闲赋在家的朋友们常有的思考，并无特别之处。
历经一月之隔，他购置了若干本初等几何、代数、微积分等书籍，投入数学学习的海洋。于阶级斗争与政治风云之外，他发现了另一片广阔的天地，试图在其中沉浸于脱离尘世的理性思维。直至1955年进入中央党校之前，他将所有的业余时光都奉献给了数学研究。
他接受过西方经济学教育，因此很快便能掌握其精髓。对于数理逻辑，他充满了狂热的喜爱，以至于全然沉浸其中。夜深人静时，不幸受寒，最终患上了急性肺炎。
然而，他很快便超越了单纯对三角尺与圆规的痴迷，他宣称：“逻辑固然是一种工具，然而在探索经济学的奥秘时，深入研究历史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他投身于西方史与中国史的探究，而英文则成为了他另一项至关重要的工具。凭借它，他成功地跨越了当时束缚知识分子的思维藩篱。恰逢中央党校学术发展的黄金时期，尽管书籍资源有限，他仍能直接阅读到凯恩斯与斯密的著作原貌，更亲自着手对《资本论》进行翻译与改编。
朱学勤说，后来，那批知识分子未能攀登至顾准所达成的成就高峰，症结在于“知识的边界与逻辑的局限束缚了他们的前行步伐”。
知识务实，逻辑求真。
但我有疑问。在那个狂风骤雨的时代，他竟能在疾风中稳如磐石，仅用双手紧握那两颗石子，既不被狂风卷走，亦未沾染一丝尘埃。顾准曾言，那一年间的历练，让他养成了“研读历史”的习惯。此习惯之益处，便是自己学会判断。
一旦养成习惯，它便会自发引领人们踏入未知的领域。
顾准（右一）战时
三
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无所作为，亦无济世之心时，功利之心便会随之消散。此时，他便会以“不顾一切”的态度投身于阅读，认真作笔记，全力以赴，运用笨拙的方法，以期拨开思想迷雾。
1956年春季，他开始质疑凯恩斯为资本主义制定的疗法是否可能失去效力。
我曾在笔记中写下自己的看法，坚信那并非事实。然而，苏共二十大所作的报告却并未如此陈述。这不禁让我意识到，我的观点竟与那些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谋而合……
他惊愕于自己的念头，低声咕哝：“这难道不是糟糕的吗？”
但无论如何，在逻辑上，他都无法接受计划经济体制的现行规律，这些规律显得过于独断，缺乏传承性，且在逻辑上缺乏严密性。他严厉批评斯大林利用道德规范式的规律来美化社会主义经济，吹嘘其理论，实则粉饰太平。在他看来，这套理论体系似乎注定将走向崩溃。
数日之后，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研讨会上，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意欲将这一见解公之于众，与同仁们就价值规律之功能进行一番探讨。当时，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已步入全面实施第四个年头。
“这题不用讨论了吧。”学员说。
他只好收起来了。
上海市财政局局长顾准发言
他目睹了那条显眼的红线。他在日记中自省道：“然而，我必须停止继续下去，否则将引发诸多问题。”也有颓唐之感，“安享家庭之乐，心满意足于几间屋舍，攒些积蓄购置一台收音机，老年时便在黄山结庐而居，就此安度余生吧。”
张爱玲在审视曹雪芹增删十年间的记录时，不禁发出感叹，称其为“天才的横剖面”；而我在翻阅顾准那两年的日记时，亦有着类似的感触。
在这横剖面图之中，我们得以窥见，人的心灵与头脑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通过不断磨砺，逐步强健起来的。
7月3日，他终究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再次毫不犹豫地踏上了那条“出毛病”的道路。那篇文章的撰写过程，是他平生所经历中最艰辛的一次。他反复推敲、修改，每一次都更加凸显了价值规律的重要性，直至明确地与之对立，与一切经济工作中“政治挂帅”的指导方针形成鲜明对比。
他毅然推开马克思所提及的“地狱与科学交汇之门”，自那刻起，任何胆怯与迟疑都将被彻底摒弃。
推门而入，他的目光已洞悉未来之景。1964年，他着手进行翻译工作。托马斯·熊彼特的杰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里面有一句话：在缺乏民主法治的群体环境中，道德的约束与文明的思考方式或感知方式似乎瞬间消弭，……让我们不得不面对那些众所周知却无人愿意直面、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
他精确地预言，“我国政治氛围的显著转变预计将在明年开启”。
“于屋檐之下避风挡雨，务必确保安然度过。”他如此笔录。
顾准的读书卡片
四
“洞察而非愤激，方能洞察并记录更多。”他在日记中如此记载。
在河南商城的劳动改造中，他因腰部不适，手持短锄作业。有时，他不得不屈膝跪于泥泞之中，以双臂之力支撑起身体艰难前行。双膝因摩擦而伤痕累累，臂膀红肿不堪，手掌更是血肉模糊，以致于难以握笔。但他写道，正是在这种特定的环境氛围中，我们才得以有机会深入研习我国的农村经济课程。
早已不穿背带裤了。他的新职责是拾取粪便，饥饿迫使他的粪便收集量日渐减少，他不得不站在旁人身边，耐心等待他们完成排泄。衣物上沾满了粪便，在这样的环境下，他甚至无需工具，只需“徒手”拾取即可。
在连续数日每日15至16小时的高强度劳作之后，他在日记中对自己进行了冷静的反思，总结道：“充足的劳动力是建设过程中的关键要素，此方法不失为一个良策。此类队伍通常具备较高的军事化水平，其工作效率远超普通民工。所谓‘政治挂帅’，实则是指运用政治手段来实现经济目标。”
1959年河南秋冬在劳动队，每日的餐食仅限于红薯叶，然而在他眼中，这样的日子却仿佛是天堂。他的日记里，大量文字记录了他每日搜寻的食物，甚至包括所偷之物。他的内心充满了难以掩饰的卑微之感，不禁感叹：“人竟至于此，变得如此下流。”
在“哀鸿遍野”的饥荒肆虐之际，他已无暇再去像1956年那般，为个人的命运愤懑不平，甚至感慨亦不复存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下了所目睹的浮肿、死亡以及人相食的悲惨景象。
他剖析历史必然。“遭遇旱灾之后，我们毅然决定向地球发起挑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是一种必然的趋势……除了通过减少农村人口来改变仅能糊口的生计状况之外，难道还有其他途径可行吗？”
当我翻阅至此，心中不禁疑惑，他这般的冷漠与冷静，是否源自斯宾诺莎那对历史的独特见解？“不歌颂，不苛责，亦不感遗憾，仅求洞悉与认知。”。
然而，翻阅数页之后，他忆起撰写此段时，心中阵阵剧痛。
这句话像针扎。
或许就在这一刹那，我彻底领悟了他的心意——他探索世界的初衷，并非追求知识分子式的智慧满足，亦非为了“献祭于神”，更非意图向他人证明自己正确。他所进行的每一项研究，每一次的幻灭与重塑，皆是为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那些真实而鲜活的个体。
还有我们后代。
他固然心中充满愤怒，但他并未选择逃避，亦不打算装作无动于衷的旁观者。他仅仅是以愤怒为出发点，踏上了前往远方的道路。
他对于哀鸿遍野之际仍尽力求生的景象深感羞愧，然而，他坚称必须保存自我，“毕竟，我理应记录下这个时代的历史，为后世留下宝贵的经验教训。”
“大声说话，当有此机会”，他写道。
1960年1月，他肩挑行囊，踏上了归途，“自此，我步入了城市生活的篇章。回顾1959年的秋冬之际，厉行上调政策，城市供应或许会相对顺畅，然而在这片农村，情形却截然不同。”
他再次挥毫，字里行间流露出“心头阵阵剧痛，难以抑制！！！”的强烈情绪。
顾准1961年10月于八达岭
五
自1966年9月起，直至1968年8月监管措施启动，我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一）将书架上曾经研读过的历史典籍重新细读一遍，并深入研读了乾隆帝御批的《通鉴》；（二）系统地研读了马克思的二十余卷全集、《资本论》的三卷以及其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同时阅读了所有与马恩相关的其他作家作品，期间摘录了约二三千张笔记卡片；（三）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了系统学习；（四）为了准确理解他们的观点，我花了四五个月的时间，复习了代数，并学习了微积分和线性代数，后者仅是初探；（五）鉴于过去的经验，我认为翻译是深入阅读的绝佳方式。因此，在研读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后，我着手翻译了乔安·罗宾逊的《经济论文集》第二卷以及约翰·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前者已全文翻译完成，后者已完成第一卷的四分之三。总计，翻译文稿已达到约四十万字。随着1968年8月监管工作的启动，我不得不暂时搁笔。
所以，面对红卫兵要求书写罪行交代之际，他于大字报上仅以“读史”二字概括。贴在墙上。
红卫兵追问，他回答。“近期，我并未有所作为，仅是翻阅了些许史籍，以此作为我的简要汇报。”
事后他对张纯音（顾准，曾于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共事的同仁与挚友）说：“这无疑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阶段，置身事外，仿佛穿越时光，审视着历史的画卷，见证着中国未来的走向！”
他从未有意追求玉石俱焚的境界。在劳动队那段时光，他在日记中也曾倾诉，为了减轻折磨，自己不得不卑躬屈膝，强颜欢笑，直至身心俱疲，对于困苦与厌恶之感，痛苦至极。
然而，他始终坚守着自我设定的底线。在“文革”初期，他来到了河南明城，外调人员要求他撰写材料，以揭露某人昔日与国民党的关联。顾准回应称，对此事一无所知。随即，对方给了他一记耳光。他坦然承受，将脸颊主动伸向对方。对方连续挥出十数记耳光，最终力竭而止。
吴敬琏一同下放（著名经济学家）“我仍清晰记得，在那次毫无来由地指责他‘偷奸耍滑’的‘地头批判会’上，他面对如雨点般密集的指责，挺起胸膛，高声呼喊‘我就是不服’，那副不屈的神情至今历历在目。”
他承认自己曾是受批判的异类和持不同政见者。当他从劳改地重返家中，他的开场白便透露了这一态度：“我就是那个与三面红旗背道而驰的人，难道还有谁比我更反动？”
他不接受道德污名。
“既然如此令人作呕，何须留存？”
楼肇明（著名散文理论家，曾担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图书室主任）我曾与顾准对弈，对他的个性颇感不敢苟同，“特别是在复盘之际，他总会指手画脚，评头论足，对我的失误和失算尤为挑剔。纵然我在棋局中获胜，却依然被他毫不留情地指摘和训诫。他明明输得心服口服，却宛如一位真正的胜利者。”
此后，他听闻顾某拥有一部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某日，他于翻阅之际，不幸被军宣队的参谋瞥见，随即遭到了一番斥责。“马克思曾言，宗教乃民众的精神鸦片，你岂能阅读此类著作？”
数日后，顾准手捧《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册，向那位参谋请教：“列宁提到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舍弃了长子的权利’，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呢？”
顾准问，参谋无言以对。此故事源自《圣经》。若不阅读《圣经》，则难以真正领会列宁的思想。军宣队的人员自此刻意地避开顾准，即便目击他翻阅书籍，亦选择绕道而行，以避免出现尴尬局面。
楼言自那时刻起，他方始领悟顾准所言：“归根结底，于旁观者的眼中，那些受监管者仿佛非彼等自身，而是监管者自身。不屈服，不认命，甚至于将逆境转化为胜利，逆转了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境地。”
六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经重重磨难，步入八十年代之际，我们开始深刻反思，回归到巴金所倡导的朴素真理：“若无神明，亦无野兽，世间皆为人。”
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规律。然而，这一“图式”并未摆脱宗教的气息，它并非仅仅是为了探索自然界与社会历史的奥秘，不断深化我们的认识，而是寻求构建一个世界图式，进而奠定目的论，以及一系列涉及必然与自由等伦理观念的理论体系。
他认为，“所谓的绝对真理，不过局限于神界，抑或是神界的投影”。
此类智力上的追求，绝非屈从于世俗权力的人类心智所能孕育而出。
他引用普罗米修斯之口述：“直言不讳，我厌恶所有的神祇——这正是哲学的本质所在，哲学的至理名言，旨在对那些未能将人的自我意识尊为至上神明的诸神进行批判。”
这正是他的信念——人的自觉性乃至高无上的神明。
凭借这种彻底剖析事理的逻辑思维，谎言将无处遁形，屈服亦成为不可能之事。
《顾准日记》
七
汪璧，他的妻子，本名方采秀，与他在携手投身地下革命的道路上步入婚姻殿堂。当时，他年仅十九岁，而她则是二十岁的青春年华。二人历经流亡，共同书写着抗争岁月。在他那饱含深情的笔下，笔名“怀璧”常常出现，寓意着对爱人的无尽思念。
他是她唯一倾诉对象。
自他卸任以来，我向她倾诉了几分落寞之情，她便建议我投身于书籍的海洋，以此驱散寂寞。她的话确是真理。
每逢周六，她便会精心挑选一册小说，娓娓道来，而他尤为钟爱《安徒生童话》。
她出差，他日记记“闷闷不乐”。
自他被打成右派并被下放到商城，生活的艰辛便接踵而至。
“接到秀信，言辞略显机械，自踏入商城以来，这是首次于深夜时分低声哭泣。”这话让人心碎。
她慷慨地将自己的40元生活费借给了顾，而她所领的工资则悉数用于抚养五个孩子以及照顾一位老人。
他铭记着那段唯一的忘忧时光，那是在雨雪交加的凌晨四点半，他正站在外厨房中添柴烧火。火焰熊熊，带来了一种幸福感，一时间，脑海中原本想要记录的思绪都似乎消散无踪，仿佛完全沉浸在这份陶醉之中。
1966年，他遭秘密拘禁，自述道：“我在狱中的态度显得尤为固执，甚至到了至死不渝的地步。”他是我国唯一一位两次被划分为右派身份的人。
他的母亲如今已年过八旬，在室内不停地反复念叨着：“为何我还不能离世？为何我还不能离世？”
他返回关押地后，便将母亲送至山西妹妹的家中。在即将离去之际，他的母亲那目光如炬，凝视着他良久。
那是母子诀别。
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小年夜，妻子提出了离婚，他毫不犹豫地应允了。自那以后，他的心脏便开始出现了问题。
汪璧
方采秀在致家人的信中提及，若能成功摘去帽子的束缚，她将毫不犹豫地与丈夫重拾婚姻的誓言。对此，顾准怀抱着近乎迷信的期盼。在周口店里，他备受煎熬，痛苦之情难以言表。刀盒碎镜，谶言应验。。
他依旧每周向妻子寄去一封信，而她则不厌其烦地逐字逐句地阅读，却不再予以回复。他们曾商议过，为了孩子的福祉，宁愿让他们误以为父亲有所过失。
他们只见过一次面。
他归家意欲探望亲人，却目睹她满口牙齿尽失，嘴角塌陷，面容病态，极度消瘦。“你还想伤害到何种地步？”她质问道。
他心软，离开了。
冬日严寒，他致信表示欲回取衣物，及至门前，却发现衣物悉数摆置于门外，房门紧闭，任他久敲亦不开。临行前，他小心翼翼地将一张存折与粮票塞入门下。
返回单位后，他接到了一份由四个孩子共同签署的断绝父子关系的文件，同时，他们的户口和粮食供应关系也一并移交了过来。
他在日记里写：自那之后，即便每月寄来的粮票字迹，也已渐行渐远，不复可见。我对他们的思念愈发浓重。
1969年，他心有预感，深知妻子可能遭遇了不幸。他向组织郑重承诺，无论她是否已逝、疯癫或病重，这些都不会影响她的改造或下放。组织向他透露了真相，然而却告知他：“她的死期、死状、遗言，一概无从知晓。”
汪壁之所以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乃是因为五年前，她被揭露曾协助一名“反革命分子”销毁重要资料。她将他的全部手稿浸泡于水中，揉至破碎，继之倾入马桶，任水流冲刷。资料数量之庞大，竟导致整栋楼的下水道系统堵塞。类似的行为，在解放前的革命岁月中，她也曾为他实施过。
他所能获得的唯一慰藉，或许是他终身未曾知晓，汪璧竟是以饮用消毒用的来苏水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其死状之惨烈，令人不忍目睹。
她的遗书中仅留下了一行字：“协助反革命分子销毁资料，罪孽深重，死有余辜。”
她未留遗言给孩子。儿子言道，她之所以选择离婚，实是出于对孩子的考量，内心深处的痛苦难以言表。在正式提出离婚之前，她曾一度萌生过轻生的念头。
唯有顾准洞悉：“她已是力不从心，实在支撑不下去了……”
他写得知噩耗，我匆忙前去打来饭菜，刚吃了几口，悲痛之情油然而生，泪水夺眶而出，我伏在饭盆上，放声痛哭。然后他写“尽管如此，我还是强忍着情绪，尽力将饭吃完，因为我要活下去……”
在随后的日记篇章中，他的笔触不再如往昔那般汪洋恣肆，个人化的议论和描述鲜见踪影。仅记载了三次从梦中“痛哭惊醒”的经历，每一次都与对妻子的追忆相关联，“此生所有的欢愉，无不源于她的赐予”。
据骆耕漠经济学家，前国家计委副主任回忆：“往昔，顾准经济紧张，却购置了一盏配备双绿玻璃灯罩的双头台灯。江明好奇地询问他为何选择这种款式，他却缄口不言。直至后来，我们方才领悟，此举是为了缅怀已故多年的汪璧，仿佛她的身影仍陪伴在顾准的桌前。”
他后览《茵梦湖》，书述一人因失去心爱之人而孤身老去，读至动情之处，泪水潸然。归还书籍之际，仍念念有词，道“哀而不怨，哀而不怨”。
吴敬琏说，即便是在生命的尽头，他仍向我轻声吐露：“他一生只钟爱过一人。”
于他身上，我才深刻体会到了胡适先生所言：“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唯一出路便是忍耐痛苦——此语亦适用于爱国之心与学术追求。”
临终之际，他签署了认罪书，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他坦言，这对他而言乃是一生之耻，然而，或许此举能对孩子们的未来境遇有所改观。
仍是1974年。他的子女在他弥留之际拒绝前来探望，"在狂热的事业追求与对顾准的深恶痛绝之间，父子之情似乎已不复存在"。
12月3日凌晨，他因大风雪去世。“我已宽恕了你们，期盼你们亦能对我谅解”——这便成了他留给孩子们的最后一句话。
我的妻子汪璧、顾准的母亲顾庆莲，以及顾准本人；前排则是：次子高梁、幼子顾重子、次女顾秀林。
八
顾准的孤独并非源自境遇的凋零——在落寞之中，尚能孕育出幻梦或是对未来的憧憬。他的孤独，源于在认清了绝境之后，心甘情愿地选择留驻其中。
他曾是理想主义的化身，然而，在洞悉理想主义演变为专制主义之根源后，他仿佛在心灵深处经历了一次自我毁灭的洗礼。
那是一场血肉横飞的激战，当一个人对曾经深信不疑的事物丧失了敬畏之心，他将面临巨大的思想困境。从“诗意的理想主义”转向“冷静的分析”，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痛苦。他自比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形容自己“因无信仰而感到迷茫，无所依托”。
但是他克服了。
这种超越并非源于简单的仇恨与绝望，而是建立在认知、推理与批判之上。真正的批判，是对那些曾深信不疑、为之倾注了毕生精力的信念与理念进行剖析。
同时，批判并非等同于“独断专行，肆意诋毁，彻底否定”，实则是对所有价值进行重新评估，“它能够承继并吸纳一切优良元素，亦能有力地辩驳并摒弃一切错误观念”。
他正如朱学勤所言，“夜幕低垂，如同一块厚重的磐石，而那盏孤灯，宛如豆粒般微弱，我在思想的深邃隧道中独自前行，奋力挖掘。”
他屡次指出，中国民众由于缺乏耐心，不愿深入探究根源，故而，“中国虽拥有天赋异禀之才，却缺少在科学领域系统性的、稳步前进且不断进步、不回头的持续发展。中国人擅长整合，却往往是基于不充分的资料而进行的概括。”
1974年，顾准与其胞弟陈敏之（右）一同置身于北京中科院经济研究所的院落之中。
他无著书机会，仅与弟交流。（陈敏之，享誉经济学界的杰出学者，曾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之职）在通信之际，以“热恋般”的炽热情感，挥笔写下密密麻麻的笔记。以他那种“刨根问底的愚钝憨厚”态度，创作了《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两部作品。正如吴敬琏所言，他所有研究的最终目的都归结于探讨“娜拉离去后的路在何方”——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后，政治与经济将走向何方？
当时，文化大革命尚未落幕，他已步入暮年，疾病缠身，濒临绝境。他自己心知肚明，无人愿倾听一位老人的低声细语，然而，他仍执笔写下：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构成民主的基石，它们并非民主存在的衍生品，而是独立于民主的固有价值。究其本质，民主仅是一种手段，其根本所在乃是对进步的追求。鉴于权威主义对进步的压制，它与科学精神格格不入，因此，民主便成为不可或缺的实施途径。唯有科学精神能够确保人类的持续进步，唯有科学精神能够摧毁权威主义及其所赋予的民主的幻象。
凭借直觉固然可以进行批评，然而，顾准式的批判，却如同撬动裹挟着理想光环的绝对真理之基石，这股力量足以彻底摧毁其存在的合法性。
这正是顾准之力的所在，那是一种深究事理、逻辑至极的力量。
贝多芬室内乐中不断萦绕的旋律：“难道非这样不可吗？非这样不可吗？”
顾准所著《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的部分手稿，原本系其与胞弟陈敏之之间的通信往来。
九
他曾于三里河的中科院大楼内任职，这才得知他与我居住地相隔不远。然而，现今那处的门卫对顾准其人及其曾居之处竟一无所知。
他的骨灰，一半洒落在我家附近的河畔，那是一条他晚年时常徘徊的河流。他那时的身影，依旧穿着背带裤，头戴着一顶由旧帽拆卸下来的白布衬里，至于缘由，无人知晓，亦无人探询。我揣测，他或许是在为逝去的妻子默默守丧。
在这条河流之畔，他思绪暂得安宁，而当夜幕降临，他孤独归去之际，那心中涌动的应是何等的失落与哀愁？
无数次挺直腰杆，望向窗外的河流，我总会想起顾准。若他身处一个相对安宁的时代，拥有一张书桌，他将能够成就何种辉煌？
知晓了他的存在，人们便不再敢妄自尊大，亦不再有权轻视虚无。他早已言明，历史不容许任何人抱怨。
但知晓他，犹如王元化。学者、思想家、文艺理论家言及此，你恐怕再难寻得内心的宁静。“一旦作者将诸多问题抛出，它们便如影随形，无法摆脱。这些问题激发你的思考，促使你进行自我反省，并对你那因习惯惰性而深植脑海的固有观念进行审视与检验。”
我最深切的感悟，源于他对人类不断前进的信念。临终之际，他对吴敬琏的嘱托仅言“守时待机”——“终将迎来变革，届时务必有所备”。
改革开放后，“顾准彻底重塑了我的整个人生轨迹。”
十年后，随着顾先生的离世，他的子女们终于得以一睹由他生前日记及通信编纂而成的珍贵书稿。
“在这个世界上，每位孩子都只有一个父亲，那么，我们是否曾为这位父亲付出过什么呢？”顾准长女所述：“我们为何普遍怀有炽热的爱国情感，甘愿为超越个人与家庭的宏大目标付出不懈努力，却长久以来似乎走入了误区？……症结在于，为何我们所遵循的价值观无法融入新颖的、可能更具科学性的理念？究竟哪些部分需要审视和革新，以防止未来对家人乃至社会犯下错误？”
作为顾准的子孙，我们敢于直面这些挑战，方才不辜负他的精神，也才能自信地宣称，数十载岁月流转，时代确实是向前迈进的，不过是两岸的猿猴空自哀鸣罢了。
顾准坚决抵制对任何人进行神化，他的理论亦非无懈可击。然而，在未来的岁月里，对一个人的评价将不会仅仅以他们的得失与功过来简单衡量。
遇罗克说过，所谓的不朽，实则在于在子孙后代的内心激起强烈的共鸣。
顾准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