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资讯揭秘刘顺元：首个公开反对苏联的党员！
党内抵制苏联
大国主义第一人
作者｜丁群
原载｜《百年潮》
刊期｜1999年第9期
图源｜网络
编辑｜策山
于北京中央档案机构之中，存有一份关乎中苏交往的关键文献：前中共旅顺地区地委第二书记、关东公署副主席刘顺元，就其在中苏关系上所犯“失误”所撰写的书面忏悔。
在撰写此份检讨之前，刘顺元担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一职。他所检讨的所谓“对苏关系上的失误”，涉及1947年9月，当时刘顺元因被驻旅大苏军司令部指责为“未能理解苏军司令部的政策，未能遵循苏军司令部的指示”，而被苏军从旅大驱逐的事件。两年之后，中共中央下令刘顺元提交书面检讨，其背景是1949年7月，刘少奇在秘密访问苏联期间，斯大林再次提及此事，并对刘顺元提出了“反苏”的指控。
在旅大任职期间，刘顺元究竟在哪些方面触怒了苏军司令部，导致事件波及至莫斯科，引起斯大林的强烈关注，并迫切希望将其铲除？这一切的源头，需回溯至刘顺元从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转战东北的那段历程。
▉看到了极不顺眼的现象
刘顺元，于1903年诞生于山东博兴县，于1931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长期在白色恐怖区域从事秘密工作。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他先后担任皖东工委书记、苏皖省委书记以及淮南区党委副书记等重要职务，全程参与了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工作，该根据地被誉为华中各根据地中的翘楚，受到了刘少奇的由衷赞誉。
抗战胜利之际，中共中央为在东北这一战略要地与国民党展开角逐，果断决策从华北、华东、西北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中，紧急抽调十万雄师以及数千名干部，昼夜兼程，奔赴东北，以期与蒋介石集团一较高下。正是在此背景下，刘顺元主动向中共中央华东局递交报告，由此获得了参加东北人民解放战争的批准。
当时，刘顺元尚不知情，苏联、美国与英国在未告知中国政府的情况下，秘密签署了《雅尔塔协定》，该协定牺牲了中国的利益。此外，他亦未察觉，在美苏两国压力之下，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一份旨在落实《雅尔塔协定》精神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刘顺元最初被东北局委以重任，担任辽东省委副书记一职。随后，鉴于苏军管制下旅大地区工作的紧迫性，他再次被派遣，肩负重任，出任旅大地委副书记、第二书记，并兼任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
刘顺元从安东到旅大去赴任时，在火车上，他看到原来是双轨的南满铁路，正在被拆去一边。一列列满载着铁轨、机器和其他物资的火车，呼啸着向北驶去。原来苏联人正拼命地在东北拆铁路、拆工厂。刘顺元心里又嘀咕开了：“如此大规模的迁移，难道不是在摧毁东北的工业根基吗？”
车厢内的苏联军人对年轻的中国女性投以轻佻的目光，吹口哨并戏谑地喊道“哈罗索！”更有甚者，他们甚至会冲上前去，将中国女性搂抱在怀中，进行不适当的触碰。刘顺元愤慨地斥责道：“这算什么红军？简直是废物！”
▉忍辱负重
若在踏入旅大之前，刘顺元对苏联及其红军的认知尚停留在纸面上的理论以及零星的听闻，那么自他踏入旅大，与苏军直接接触之后，便深刻体会到了那份铭心刻骨的亲身感受。
旅大的这片土地，在历史上曾长期饱受沙皇俄国与日本的觊觎与侵占。二战的硝烟散去，旅大的行政权名义上回归我国，然而实际上，这片土地依旧被苏联军队所掌控。从行政、防务到金融、海关，乃至新闻媒体，无不受到苏军的严格管控与监督。1946年9月29日，在苏军的幕后策划下，一个由我国公民组成的旅大行政联合办事处应运而生；次年4月3日，该办事处升级为关东行政公署。然而，旅大地区的所有中国官员，仍旧不得不屈从于苏军司令部及其下属的民政局。他们不论职位高低、党派归属、上下级关系，一切事务均需向苏军司令部汇报；“在公署的日常运作中，任何公开的文件，无论其重要性如何，都必须经过苏军当局的批准”。任何微小的反抗或抵制，都可能被扣上“反苏”的罪名，随之而来的，是追究、驱逐，甚至秘密逮捕的厄运。
刘顺元抵达旅大后，得知当地民众给苏联红军赋予了两个昵称：“大鼻子”和“老毛子”。这里的“大鼻子”是与“小鼻子”相对的称呼。旅大的居民在长达40年的日本统治下饱受苦难，因此将日本人贬称为“小鼻子”。苏联红军成功解放了旅大及东北全境，民众怎么可能将他们与同样带有贬义的“小鼻子”相提并论？刘顺元起初认为是国民党发起的反苏宣传导致这种称呼，于是他在会议上对此进行了批评，并在党内明令禁止使用这两个绰号来称呼苏联同志。
刘顺元很快得知：1945年8月22日，苏联红军空降旅大，彼时，当地民众纷纷走出家门，热烈欢迎苏军，场面一度万人空巷。然而，这种欢乐的氛围很快发生了转变。部分苏联士兵对中国年轻女性表现出不恰当的行为，甚至在公共场合进行猥亵，这使得民众的喜悦之情迅速转为愤怒。苏军士兵对中国妇女的强奸以及对中国居民的财产劫掠事件频发，旅大的居民开始对苏军产生了新的看法；此外，苏军大规模拆走工厂的精密设备，甚至不放过码头上的百吨塔吊，这也激起了旅大人民的强烈反感。
刘顺元曾出于善意，向苏军司令部提出了苏军纪律方面的问题。司令部对此也做出了一番看似认真的整顿。然而，这批苏军中的一些不良习惯，并未因整顿而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1947年伊始，在美方的鼎力支持下，国民党政府提出一项要求，期望苏联能够批准美军舰艇运送国民党军队于大连登陆，并接管该地的行政权。苏联虽对这一请求予以拒绝，却也不得不接纳国民党政府派遣代表团前往旅大地区进行视察。此外，苏联还同意设立一个由华人出任行政长官的地方政府。由此，筹备成立关东行政公署的工作迅速提上日程。斯大林遂特地派遣了代表。梅尼兹柯夫元帅主持旅大事务。
在关东行政公署正式成立之前，旅大地区仅设立了一个名为“旅大金（州）联合行政办事处”的临时性行政机构。刘顺元身为该机构的实际掌舵者，自是责无旁贷，需与上级部门紧密协作。梅尼兹柯夫元帅，已与苏联军官交流。
矛盾的核心问题首当其冲是官员的选拔。为了有效施行控制，苏军方面坚持由大资本家迟子祥出任关东行政公署主席，且要求由其推荐的人才分别担任财政厅长、建设厅长以及商业厅长。
迟子祥在旅大的声名狼藉。在旅大遭受日本统治时期，他身为商会会长，劣迹斑斑。即便苏军占领旅大后，他亦与国民党暗中勾结。然而，正是由于他在苏军空降旅大时，率先高举维持会的旗帜欢迎苏军，并随后积极巴结，这才赢得了苏军的好感和信任。
刘顺元，代表中共旅大地委，致以敬意，向苏军政治部主任表达诚挚的问候。彼得罗夫斯基中将之行为，揭示了迟子祥的种种劣迹，其中不乏在苏军进驻旅大之际，借国民党旗帜之名行投机之实的举动。彼得罗夫斯基面色凝重地言道：“不论他打着何种党派的旗号，这份名单无疑是……梅尼兹柯夫元帅的旨意，不容丝毫更改。在旅大人民代表大会的议程中，你们务必确保迟子祥同志顺利当选。
刘顺元未曾预料到，苏联人的作风竟如此蛮横，对中共旅大地委的立场置若罔闻。为了维护与苏联关系的整体利益，刘顺元不得不忍受屈辱，依照苏军司令部的指令筹备召开旅大地区的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在313名代表参与投票后，迟子祥仅以208票的微小优势当选为关东公署主席。而刘顺元与乔传珏则分别以304票和280票的压倒性票数，成功当选为关东行政公署的两位副主席。
一方面是为了阻止国民党政府接管旅大，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加强对旅大地区行政权的控制。
刘顺元起初还抱有一丝幻想，以为关东行政公署一经成立，苏联人在处理事务的方式上理应有所调整，展现出些许平等协商的迹象。然而，事态的发展却彻底出乎了他的预料。
首要问题便是关东行政公署的办公场所选择。刘顺元及中共旅大地委的全体同仁均认同，大连作为旅大地区的政治与经济枢纽，关东行政公署理应设立于此。然而，出于便于管控的考虑，苏军坚持将关东公署置于其总司令部所在地——旅顺。为此，苏军甚至要求腾出旅顺的一家医院，并责令关东公署搬迁至该地办公。鉴于中共旅大地委仍留驻大连，刘顺元无奈只得在旅顺与大连之间频繁往返，执行命令。
自关东行政公署迁至旅顺后，苏军司令部在处理事务时，不再派遣人员至关东行政公署进行协商，而是沿袭旧有做法，将关东行政公署官员召至苏军司令部接受训话。在训话过程中，苏联代表傲然居上，关东公署官员则恭坐于下。当苏联方面对中国官员提问或要求汇报时，受训官员必须起身站立，并谦恭地报告：“报告，我是关东行政公署的某某某。”刘顺元身临其境，不禁联想到中国近百年饱受欺凌的历史，内心不禁感叹：“这不正是帝国主义对待殖民地的手段吗？”
面对这一切，刘顺元始终保持着宽容。鉴于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对东北乃至全国的解放战争具有积极影响，他选择了忍耐。然而，一系列关乎国家主权与尊严的重大事件接连发生，刘顺元毅然决然地将个人得失抛诸脑后，勇敢地站出来，与苏联的霸权主义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忍无可忍的抗争
1947年5月17日，苏军司令部向关东行政公署及中共旅大地委发出通知：由国民党东北行辕副参谋长董彦平中将率领的视察团，预计将于6月初抵达大连进行考察。通知中除了指示采取“拖延、孤立、留难、限制、监视”等策略，以确保国民党政府无法插手大连事务外，还明确指出要立即启动货币改革，并规定必须在5月23日至27日的五天之内完成改革工作。
半个世纪时光流转，刘顺元提及彼时的所谓货币改革，仍难掩心中愤懑。
他言道：“苏联人踏入东北后，便大肆发行军用券。这些券的纸质粗糙，上面印有‘1元’、‘10元’等面额，并附有中文警示：‘东北地区通用，违者将按军法处置’。凭借着这些军用券，他们掠走了东北大量的物资。由于发行毫无节制，究竟发行了多少军用券，甚至连他们自己都无法统计。后来，国民党派遣视察团抵达，意图接管大连，苏联人担忧已经掌握东北众多大城市的国民党，会利用这些军用券在大连抢购物资，于是想出对策，推行货币改革。规定居民手中的军用券必须至兑换所重新加盖印记方能继续流通。在加盖印记前，还需在券上贴上印制的小纸条，将原本小额货币的面值提升至大额。此举措实质上等同于货币贬值，使得农民养的一只鸡，瞬间价值降至一枚鸡蛋。除了货币贬值，还实施了现金管理，规定超过一定数额的现金必须存入银行，等待处理。这相当于将民众手中多余的资金强行收缴。”
于苏军司令部召开的会议中，刘顺元向负责主持事宜的领导汇报。梅尼兹柯夫元帅严肃地阐述了其中的利弊：“若采纳此法，恐将瞬间窒息旅大的经济活力，工厂将面临资金流转的困境，资本家亦难免心生恐慌。”梅尼兹柯夫直言不讳地宣称：“此类事务非我等所能干预。”刘顺元恳请给予宽限几日，以便他能额外收购一些粮食，目前仓库的存粮已显不足。梅尼兹柯夫全然不予理会，他坚决地说：“务必按时完成，丝毫不可延迟。”同时，他命令刘顺元以关东行政公署的名义，前往大连电台阐述此次货币改革的宗旨与措施。刘顺元心中思量，随着东北解放战争的转入反攻，我党即将进军关内外的大都市。若照此广播，岂不是会让各地的资本家纷纷逃窜？他直言不讳地对梅尼兹柯夫表示：“货币改革的任务我保证按时完成，但我不宜前往电台进行此类宣传。”
一系列合作协议的签署，涉及中苏两国在电业、渔业、盐业、石油领域以及共同建造船舶公司的合作。签署方包括关东行政公署与苏联对外贸易部的代表。萨瓦斯基刘顺元在晚年回顾那段历史时感慨道：苏联出于对国民党政府接管大连的担忧，将大连的主要企业和资源悉数转变为“中苏合营”的形式。实际上，我们只是挂名其中，真正的控制权仍在他们手中。假若国民党接管大连，纵使一切协定都已签署，他们也只会得到一个空壳的大连。苏联人的手段确实高明，他们未投入分文，却将原本应归属中国的企业转变为中苏合营，从而掌握了半数股份及企业的实际操控权。
在一个清晨，刘顺元意外地收到了即将签约的预告。
他心中一惊：怎么还未商议就急着签署协议了？他按捺住好奇，询问：“还需要哪些人参与？”“其他人我们自会通知，无需你们过问！”
苏联军部绕过我国的行政体系，径直向我国官员发出会议或事务的邀请，此情形已屡见不鲜。然而，即便是在双方地位平等的情况下签署合作协议，这种无视我国行政体系的做法依旧令人侧目。
刘顺元急匆匆地抵达中山广场的大连苏军司令部。按照对等礼仪，旅大地委第二书记兼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的身份，大连少将司令官理应亲自接待。然而，出迎的却仅是一名少尉，他仅是将刘顺元引至会客室，让其坐下，竟连一杯茶水也未奉上。刘顺元不禁感到受到了莫大的侮辱。
在会客室中，我枯坐了整整两个小时，却始终未见任何洽谈或协商的迹象显现。临近午餐时分，那位少尉终于现身，传达了这样一个消息：“签订协定的地点，业已调整至旅顺的总司令部，请即刻前往旅顺。”
刘顺元的浓眉紧锁，形成了一个结，他冲着那位少尉质问道：“竟如此对待中苏合作，这难道不是将我们视作儿戏吗？”
刘顺元强忍心头的怒火，草草在大连用完午餐后，便急匆匆地赶往40公里外的旅顺。
踏入旅顺苏军总司令部的会议室内，迟子祥和几位厅局长已先行落座。刘顺元询问：“各位是否已审阅了协定的草稿？”“尚未，告知文件尚在翻译中。”此刻，时间指针指向下午3点，显然苏联方面有意拖延，并要求今日必须完成签字，似乎不允许我方对草案进行任何讨论或修改。
两个多小时后，时光悄然流逝，苏军总司令部的一名少将方才陪同而至。萨瓦斯基刘顺元压抑不住胸中的怒气，直指萨瓦斯基，质问道：“身为苏联外贸部的代表，您理应具备基本的礼仪。为何让我们从上午9点起一直等待，地点还频繁更换？”萨瓦斯基嬉皮笑脸地回应道：“处理这些文件确实繁琐，我们还得向上级进行请示。如今文件已准备妥当，可以正式签字了。”
事实果真如此：在涉及中国利益的关键问题上，苏联竟公然拒绝任何形式的讨论，强行要求签署协议，这根本不是平等合作的体现。
言谈间，几份精心打印的中苏合作协议已然整齐地陈列于会议桌之上。萨瓦斯基挥手邀请迟子祥、刘顺元等人落座并签名。刘顺元表示：“这签名我无法同意。你们需向上级汇报，我们亦需将此事带回公署办公会议进行讨论。”
萨瓦斯基“既然关东公署的负责人员都已齐聚，是否还需进一步向他们进行汇报？”
刘顺元脸色铁青，愤慨地说道：“未经我们协商，便要求我们签字，这难道不是把东关公署当作你们的随意盖章之用吗？”
萨瓦斯基“难道您对我国苏联缺乏信心？根据协定，中苏双方各享50%股份，我国担任董事长，苏联担任总经理，这已是全球最优的条款。难道还有其他事项需商议？况且，国民政府的视察团即将到来，难道您愿意将这些企业拱手相让给国民党？”接着，他转向刘顺元，继续说道：“签订这些协定，你们并不会受损。留德尼科夫上将正期待着你们的到来，共襄盛举，一同参加庆祝签订协定的宴会！
刘顺元内心忐忑不安，焦虑至极。面对签字，他感到愤怒；若不签字，恐将关系破裂；而向上级请示，此时又难以找到人商量。南满分局曾言：“旅大之事，协商可从，若协商不成，则须遵从苏联之意。”在脑海中激烈挣扎后，刘顺元想到地委已确认签字有利于当前的生产恢复和工人生活改善，无奈之下，他忍着怒火，走到会议桌前，迅速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转身离开会议室，满怀失落地回到了大连的住所。
刘顺元的名片依旧静静地陈列在苏方宴会桌上，他的座位亦被巧妙地安排在——留德尼科夫上将之侧。我国人员目睹主宾拂袖离席，亦深感尴尬与不悦。
“我实在无法再压抑自己的情感。若再继续忍耐，那便不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鲍有荪提醒道：“你若如此坚决抵制，他们可能会给你戴上反苏的帽子。”刘顺元则决然回应：“那就任他们如何，我已决定，就算遭受打击，也在所不惜！”
刘顺元预感着灾祸的降临，果然，最终的决裂如影随形，不可避免地降临了。
恰在1947年6月3日国民党东北行辕副参谋长董彦平及其一行12人抵达旅大之即，苏军司令部紧急召集会议，旨在审查并部署应对国民党视察团的各项事宜。彼时，大连的苏军司令官已从中将、少将的职务降至上校。正如往常会议的情形，驻扎大连的苏军司令官格里格耶夫上校独坐台上，关东行政公署的众官员依次坐在台下。随后，台下的官员们依次站立，逐一汇报他们的工作情况。格里格耶夫在听取汇报并下达指示之后，这位官员方可落座。
格里格耶夫“请你以关东行政公署代表的身份，前往大连电台发表广播演讲，阐述以下几点：首先，本政府系由旅大地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其次，本政府独立自主地行使职权；最后，本政府致力于为旅大百姓服务，并已做出诸多善举……”
刘顺元听后愈发愤慨：“你所言非实，这一切都是虚假！你声称政府独立自主，但事实却是事事都受制于你们。如今你们要求我进行此类广播，难道不是让我违背良知，欺骗我国民众吗？”
刘顺元猛地挺身站直：“身为一名共产党人，我们必须坚持说实话，绝不虚言伪饰。我绝不可能参与这类虚假的广播！”
刘顺元竟敢大胆地吐出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语，随即快步离开了会场。此后，他自称生病请假，不再参加苏军司令部举办的任何宴会，即便是庆祝苏军解放旅大的重要宴会也不例外。随后，他又向中共中央南满分局提交了报告，坚决要求辞去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的职位。
▉苏军赶走了中共旅大地委五个常委中的三个
旅大驻军的高级苏将领，均曾在苏德战场上建下赫赫战功，面对中共旅大地委第二书记的擅自违抗苏军命令，他们怎能坐视不理？自是立刻向莫斯科汇报，迫切请求批准对刘顺元采取坚决行动。
经莫斯科当局批准的决断行动，便是将刘顺元驱逐出旅大地区。
在今日的大连档案馆内，仍珍藏着一份由苏军司令部派遣的代表所遗留的文件。巴申此为刘顺元与东北民主联军组织部长杜平将军间就驱逐事宜进行的原始对话纪要。会晤定于1947年9月17日的上午举行，会址设于旅顺苏军总司令部。杜平将军亲自笔录了此次谈话，尽管纸张已略显泛黄，但字迹依旧保持清晰。
档案中记载，苏军司令部针对刘顺元与苏军间存在的若干矛盾问题提出质疑，并明确要求将其“撤离”。文末强调：“此乃我总司令及副司令的共同意见，望您迅速上报相关情况，并尽快予以解决。鉴于刘顺元身为高级干部，我方难以自行处理，特请您电告东北局。”
在巴申在与杜平的对话次日，苏军司令部便向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了一份正式的电文，强烈要求即刻执行对刘顺元的“撤退”指令。
几天以后，巴申在与关东行政公署秘书长陈瑞光的交流过程中，对方再次发出威胁：“刘顺元尚未离开？若他不自行离去，我们将采取武力手段将其驱逐出境！”
查阅1947年10月30日中共旅大地委常委会的会议记录，便能发现地委书记韩光曾发表的言论：“苏方的这一提议，态度坚定明确。他们已将该提议上报至莫斯科，并获得了莫斯科的正式批准，成为最终的定论。”
换言之，苏方的这一观点须得遵命执行，其中并无任何可供商榷的空间。
随着刘顺元被苏联军队驱逐出国，与他持有相似立场的两位地委常委——旅大总工会主席唐韵超，以及旅大公安总局局长边章五，亦遭到了苏军司令部的谴责，他们分别被剥夺了职务，或被公开宣布进入离职休养状态。
根据档案资料，当时中共旅大地委由中共中央南满分局所领导，而地委常委的成员名单，则是南满分局在1947年6月12日正式批准确定的。名单中包括韩光、刘顺元、边章五、苏杰和唐韵超。然而，苏军的通牒下达后，旅大地委的五位常委中有三位被迫撤离。
▉斯大林重提旧事
刘顺元满腔义愤地离开了旅大，重返华东。不久，中共中央便委以重任，任命他为中共中央华东局的宣传部长。1948年9月，人民解放军攻克了济南，这座从国民党手中夺回的首个大城市，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于是，决定设立直属中共中央华东局领导的中共济南特别市委，并任命刘顺元为该市委的书记，同时担任济南警备区的政治委员。
然而，盛景难持久。正当刘顺元在济南展现其政治智慧，在维护秩序、恢复生产方面取得显著成绩之际，国际与国内接连发生两件重大事件，令刘顺元的命运急剧转变，陷入无法挽救的困境。
一桩重大事件发生：斯大林操控下的8国共产党情报局，通过了一项《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该决议对南共领导人进行了指责。铁托抵制苏联，将南斯拉夫共产党逐出情报局，于国际舞台上激起了对“民族主义”的广泛批判，形成了一股汹涌澎湃的浪潮。
一则重要决策涉及：为了集中全力筹划淮海战役，并做好接管南京、上海的准备，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随军向南进发。同时，另设以康生担任书记的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并将济南市委的领导权交由山东分局执掌。
自此，刘顺元不仅遭受了康生的排挤与打压，更承受了来自莫斯科的巨大压力。
1947年7月，刘少奇对苏联进行了访问。在一场私下交流中，斯大林表示：“贵国似乎有一位名叫刘顺元的同志，他在旅大期间对我们的苏联持不友好态度，并且听闻他至今仍享有贵国的信任。我期望在未来的中苏合作关系中，能够避免出现类似刘顺元这样的个体。”
鉴于刘顺元在济南多次顶撞康生，他早已萌生更换市委书记人选的念头，寻求一位更为得力的替代者。得知斯大林亲自点名批评刘顺元，并要求其向莫斯科提交书面检讨的消息后，康生未待中央正式批准，便以“反苏”之罪名，宣布免去刘顺元济南市委书记的职务。
刘少奇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期间，曾经在淮南与刘顺元共同度过一段艰难的岁月。当他得知刘顺元不肯就旅大事件写书面检讨，只给中共中央递交了一份申明书之后，就于1949年11月1日，在刘顺元的申明书上写了如下的批语：“毛、朱、周、师哲阅，退安子文存。请子文告知山东分局，待刘顺元对济南工作交代完毕后，再向中央汇报，届时再行分配工作。”
据刘顺元回忆，刘少奇是用自己的专车，把他从北京前门附近的利顺德旅社接到中南海的办公室里谈话的。刘少奇除了反复说明“旅大的事，关系到中苏两个大党、两个大国的关系，而搞好中苏关系，是我国目前的最大利益所在，是头等的政治问题”；还以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与德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和约为例，强调“一位政治家，既要坚守真理，亦需懂得在必要时作出必要的妥协。”
刘顺元对笔者透露：“少奇同志的那次谈话，言辞诚恳。他虽指责我过于固执，但我仍深感其对我有益。即便我已认识到，鉴于对苏关系的考量，今后我将难以再获党的重用。”
尽管刘少奇的批示中并未提及对刘顺元的指责，反而指示其“来中央一谈，再分配工作”，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亦均以圈点表示认可。中共中央与华东局均未就撤销刘顺元济南市委书记职务一事发布任何官方文件。然而，刘顺元仍遭康生降职三级，被下放到山东分局总工会担任一名普通委员。此后，他被调至上海华东局机关，从事无需抛头露面的工作。直至1953年斯大林去世，刘少奇方才探得刘顺元的下落，并向中共中央提出任命其为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从而恢复了他的原有职级。
刘顺元在旅大勇敢地对抗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却因此遭受了被驱逐、撤职降级的命运。然而，他与旅大地委众多同志的抗争，也意外地产生了一个效应：苏联方面意识到旅大居民对苏军纪律败坏的不满情绪，因此不得不撤换部分纪律恶劣的军队，并从国内调来纪律较好的部队。同时，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连连胜利，他们也不得不逐渐调整其高高在上的姿态，采取相应措施，改善与中共旅大地委的关系。最终，他们不得不将旅大地区完好无损地归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切，都是后来的事。
刘顺元在卸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一职步入晚年之际，与我谈及那段过往，不禁感慨万千，长叹一声道：殖民主义的根源，便孕育了大国沙文主义。现今东欧的分裂，以及苏联的瓦解，其根源均可追溯至斯大林时期的大国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及专制统治。若斯大林能够以平等的心态对待我们的兄弟国家和民族，那么今日的苏联与东欧将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斯大林领导苏联红军击败了希特勒，其功绩不容抹灭。然而，他推行的大国沙文主义与霸权主义倾向，险些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向深渊。
在六十年代，中苏关系陷入破裂之际，陈毅元帅曾多次将其誉为——我国党内率先挺身而出，勇敢抵制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第一人。我国著名的科学家刘顺元，于1996年2月不幸仙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