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资讯王洪文的家人们
王洪文的家人们
编者按：王洪文，一位历经工人、军人及农民等多重身份的传奇人物，曾得毛泽东重托，被委以重任，指定为接班人。在党的十大上，他获提名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位列第三，位居周恩来之后，康生、叶剑英之前。
1975年3月10日，徐景贤，当时担任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致信张春桥和姚文元，对王洪文提出指控。信中提到：“据张敬标（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兼市委办公厅主任）所述，王洪文同志的处室每季度都会收到一些资金，而秀珍、祖敏等人则在节日时给予‘补助’，且声称此举已获得马老（马天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认可。我曾询问每次的具体金额，他却含糊其辞，仅言数百元，始终未能明确说明具体数额，并表示是应王洪文同志的要求。即便张敬标自己也表示：‘恐怕已经过多了一些！’”
1976年10月，王洪文被捕之际，搜查人员在钓鱼台的住所内找到了数个装有现金的信封。信封上印有上海某机关的标识。这些信封均保持完好，未拆封状态，系上海每月向他提供的津贴。据推测，这些津贴可能涵盖1976年1月至10月，总额约为一千元。在对他从上海带来的警卫员住所进行清查时，我们在废纸篓中发现了一个未开封的信封，其内容与王洪文所藏信封相同，亦为上海该单位发放的生活补贴，不过金额较少，每月仅15元。
“他若想在我们这里占便宜，门都没有。”
彼时的规章对官员公款宴饮的限制颇为严格。然而，王洪文巧妙地寻得了一剂变通的良方。徐景贤在其回忆录中如此记载。《十年一梦》揭开了这一神秘面纱。王洪文特意将他安插至工总司的得力助手马振龙身边，任命其为上海市轻工局党委副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从而直接掌控了该局的实权。试制试用产品王洪文赴京任职后，马振龙便不遗余力地向其输送各式产品，以供品鉴、试用或体验。这些产品涵盖了香烟、酒水、糖果、罐头，以及手表、照相机、打火机，乃至录音机和电视机。甚至连王洪文举办宴会所需的高级瓷器、玻璃器皿等，亦由马振龙负责提供。上海市轻工局，其内琳琅满目的高档食品、家用电器、日用品以及渔猎工具，皆成为王洪文直接掌控的物资供应基地。在此领域拥有重权的马振龙，也因此日益受到王洪文的信任与重用，不仅连续四届当选为人大代表，更在王洪文的批准下，多次出访日本、阿尔巴尼亚等国家。
与王洪文迥异的是，他的家族世代以土地与耕牛为生计，始终扎根于东北的一隅山村，过着简朴而本分的乡村生活。即便在王洪文权势滔天之际，他们并未因此沾染世俗之气，随波逐流；而王洪文从政坛陨落，他们的生活依旧保持着那份宁静与恒常。
王洪文为家中长子，身后尚有三个弟弟及一位妹妹。次弟名唤王洪武。三弟王洪双于1958年应征入伍，后于1962年转业至陕西省武功县飞机修配厂供职。四弟王洪全则居于西新乡百家屯，以务农为生，不幸于1996年因肺结核离世。妹妹王桂兰则定居吉林市，操持家务。王洪文的兄弟姐妹均属于平凡劳动者，而其子孙后代则纷纷投身商界。
记者实地探访得知，王洪武与长子同住。当时，王家正享用午餐，桌上摆放着一碗白米饭及两碟炒土豆片，几枚咸鸭蛋散落其间，孩子们正争相抢食咸鸭蛋。得知记者来访，王洪武及其妻子立刻放下碗筷，邀请记者至炕上就坐。为了不干扰他们一家用餐，记者主动步出屋内。
王家居于村落的西隅，其居所独树一帜，乃一幢陈旧的土屋。而周遭环绕的，却是一排排或新或旧的村民红砖大瓦房，错落有致，颇为美观。对比之下，王家那摇摇欲坠的土屋以及显而易见的贫困景象，与京城王洪文那奢华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大哥‘出事’之后，家中鲜少有外人造访；前年，一位身份不明的安徽人曾来家中一观，随后便离去，而你，是第二位踏足我家的外地访客。”言罢，王洪武便以平淡且无表情的口吻，简述了王洪文的生平：王洪文入伍仅一个月便奔赴朝鲜，投身抗美援朝的保家卫国之战；归国后，他转业至上海棉纺织17厂，担任保卫科干事；文化大革命初期，王洪文参与造反运动，进而晋升为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8月中旬至9月上旬，毛主席南巡，期间，王洪文负责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并协助南京军区清除了林彪势力。党羽；此后，毛泽东主席将王洪文调至中央工作；到了1976年10月，作为“四人帮”成员之一的王洪文被依法逮捕，并被羁押于北京秦城监狱。
言毕，王洪武缓缓抬起他那昏花的老眼，继续道：“实则，我对大哥的了解颇为有限。自大哥投身军旅，离家远行直至生命的终结，我与他仅见过两次。大哥离家后，父亲始终未曾谋面，而母亲仅在他转业归来的那一年得以一睹其容。那时正值大跃进的高潮，大哥归来不久便又匆匆离去。”
在1980年某日，王洪武及其弟妹们意外地收到了前往北京探望长兄王洪文的邀请。兄妹四人迅速整理行囊，踏上征程。多年来，王洪文鲜与家人通信，亦少寄家书，故此，关于他在北京的近况，王洪武与弟弟妹妹们所知寥寥。“四人帮”覆灭之际，家人心头笼罩着恐惧。于是，在漫长的旅途中，王洪武兄妹四人心情沉重，彼此无言。抵达北京后，他们与久候的家姐团聚，随后一同前往秦城监狱探望王洪文。
在那次相聚中，他们与王洪文共度了整整一天的时光——上午两小时，下午两小时，累计长达四小时。当天清晨，他们便早早地候在秦城监狱的接见室内。王洪文被引出，落座在他们面前。初见王洪文时，王洪武心中不禁涌起一股陌生感，然而，眼前的这位大哥与他在影视作品中见到的形象并无二致，只是消瘦了一些，面色苍白，略显浮肿。随后，王洪武目睹了大嫂的泪眼，心中也泛起了阵阵酸楚。王洪文语重心长地叮嘱弟弟妹妹们要勤奋工作，切勿背负沉重的包袱；同时，他还告诫他们要过好每一天，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也要照顾好母亲的健康。一番叮嘱过后，他话音渐少。
1974年9月，王洪武踏足大寨进行参观，返程途中，恰巧经过北京，便决定在此稍作停留，希望能与大哥相聚。那晚，他于招待所内拨通了大哥的电话，历经一番周折才得以接通，接听的是大哥的秘书。秘书告知，王洪文当时不在，若想见面，需等到深夜。尽管王洪武心切地渴望与大哥相会，但考虑到大哥事务繁忙，不忍心再让他劳累，最终还是放弃了见面的念头，次日便启程返回长春。
在秦城监狱与兄长交谈之际，王洪武提及当年赴京探望他的往事，王洪文的双眸顿时闪烁起光芒，他询问了王洪武在北京拨通电话的确切日期，细细推算了一番时光，随即便对王洪武说道，那天他确实身处北京，然而秘书却未曾告知他弟弟的到来。彼时，王洪文的眼神中流露出一抹遗憾之色。
王洪武兄妹四人于1981年，即大哥从秦城监狱归来翌年，痛失了他们的母亲，她因脑血管破裂不幸离世。
与王洪文的父亲同出一辙，王洪武亦是一位质朴无华的农民。早年，他曾在村里担任队长职务，后来又成为了村里的治安保卫主任。王洪文迁至北京之后，王家在当地声名鹊起，王洪武也由此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村里乡里的人们纷纷前来，邀请他出谋划策。他无论走到哪里，只要一提及自己是王洪文的胞弟，所需之事便能即刻得以妥善解决。那些年，他协助村里乡里处理了诸多事务，不仅购置了一台汽车，还采购了大量价格实惠的农用、建筑用生产资料。王洪文的母亲亦备受尊敬，乡里每逢开会，总将她请至主席台正中，无论是上台、下台还是如厕，都有红卫兵贴心搀扶，众人亲昵地称呼她为“王奶奶”。
1974年，王家计划拆除旧宅，以建造新房。王洪武便委托他人购置了砖瓦与木料。房屋的框架与门窗均已准备妥当，然而乡里提出愿意协助完成建造。王洪武的母亲行事极为谨慎，她不赞同乡里的帮助，担忧可能带来不利影响。尽管如此，乡里却执意要提供协助。这一争议使得盖房事宜陷入僵局，拖延了整整一个多月。最终，还是在乡里的帮助下，房屋得以顺利完成建造。
王洪文在北京被捕的消息传开后，王家亦遭受了连累。王洪文甫被拘捕，乡里便派人前来，驱使王家成员搬离住所，随后用铁镐、二齿子将王家四间房屋强行拆除，并将拆卸所得的砖瓦木料尽数带走。
王洪文的母亲与弟弟王洪武素来品行端正，家宅遭拆除后，失去栖身之所。幸得村民们的热心相助，自发为王洪武搭建房屋。鉴于经济拮据，王洪武无力再建砖瓦结构的新房，只得暂居三间土屋。王家便在这三间简陋的土屋中度过了二十余载，期间始终无力承担新房的建造。
受王洪文之影响，王洪武迅速失去了村治保主任的职位。
传闻有之：昔王洪文任职党中央副主席于京畿之地，彼时国家曾惠予其慈母以金钱之助。此资助之范围，自市井至西新乡，层层递进。开源村此路因王洪文而特别建造。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将这两件事提及，并向王洪武及其妻子询问。谈及修路一事，王洪武毫不犹豫地回应道：“确已修路，然当年非沥青路面，乃以山皮土铺设。并非因王洪文出生开源村而修此路，即便他未在此村出生，道路依旧需修。”至于国家向王洪文母亲提供资金之事，王洪武的妻子表示：“曾听闻传言国家给予了资助，然我们并未收到，并无资金落入我们手中。”
崔根娣，王洪文的贤内助，曾是上海棉纺织十七厂的普通工人。她的家世同样普通，父母都是勤劳的工人。与王洪文结为连理后，崔根娣育有三子一女，长女为王亚萍，长子为王亚军，幼子为王亚民。如今，姐弟四人皆投身商海，其中王亚萍的成就尤为突出。屡次婉拒美国绿卡的邀约，公开发声：“我是中国人”，此举颇具骨气。
崔根娣与王洪文的老家弟妹们情谊深厚。自王洪文被囚禁于秦城监狱以来，她不止一次地给他的弟弟和妹妹寄去书信，且频繁从上海返回开源村探望。每回开源村，她总是先乘坐火车抵达长春，再转至吉林市，随后便暂居于王洪文的妹妹家中一段时日，之后才返回长春市西新乡。当时，从西新乡至开源村的路途颇为崎岖，尚未通车，崔根娣需徒步走三四公里，耗时一个多小时方能抵达。
崔根娣上一次造访开源村，是在1995年的夏日。在那段日子里，她先后在吉林市、百家屯以及开源村停留了整整三个月。在她寄居王洪武家中时，崔根娣便安顿在了西屋。她不介意屋内的杂乱，一番简单的清扫后，便安心居住。她对于蚊虫的叮咬和苍蝇的扰攘毫不在意，与王洪武的妻子相处甚欢。用餐时，她总是跟随王洪武家的饮食安排，只是对未煮熟的菜肴避而远之。偶尔，她还会亲自下厨，与王洪武的妻子共同烹饪佳肴。
王洪武的妻子感慨道：“在上海的家中，大嫂的生活并不宽裕，她却时常向往着来到农村生活。她梦想着在农村养殖猪、鸡，甚至是一些有价值的农产品。”她顿了顿，继续说：“大嫂曾说过今年会回来，然而，转眼间已至九月，她却迟迟未归，恐怕是无法如约而至了。”
采访告一段落，记者询问王洪武，家中是否留存王洪文幼年的影像以及其母亲的遗照，王洪武回应称并无此类照片。他补充道：“母亲离世之际，本想为她拍张照，却终究未能成行。”在送我出门之际，我与王洪武闲聊了几句，得知他们家耕种了十亩田地，足以自给自足。王洪武还透露，他的大儿媳在乡里的绒布厂工作，每月能赚取510多元的收入。
命运的秤砣公正无私，终将使每个人为其所做抉择担负相应的分量。这如同春耕秋收的自然法则，亦似潮涨潮退的客观规律。
相较于其他作品，本套书籍保持了较高的客观性，然而阅读方式则因个人能力而异。
注释
1976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转发了由中央专案组精心整理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文件编号为中发〔1976〕24号。继此之后，于1977年3月6日，中央再度发布了中发〔1977〕10号文件，即《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同年9月23日，中发〔1977〕37号文件亦随之出台，该文件亦称作《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在这些关键材料中，专案组详细列举了王洪文多项罪状，包括“贪污盗窃，浪费国家资财，沉迷于吃喝玩乐，生活堕落腐化”等。
王洪文非法侵吞了国家的大量财物。在他非法占据领导职位之后，他与市轻工业局的马振龙相互勾结，滥用职权，通过“强行索要”、“暗示试制”等手段，盗取了包括大型彩色电视机、红旗牌高级照相机、高级手枪、高级手表、石英电子手表、太阳能打火机、高级香烟、啤酒、糖果在内的众多轻工业产品。仅以食品为例，他一次就盗取了三十五条高级雪茄烟、六十盒酒心巧克力糖以及二十多瓶酱菜罐头。为了狩猎，他还强行要求定制仿制自美国“奇异牌”的聚光搜索灯。
工厂不得不暂停部分常规生产，夜以继日地赶工，历经一周的突击，终于制造出二十件产品。然而，王洪文仅挑选了两件，此举耗费了国家资金超过一万元。又如，为王洪文量身定制五块高级钻石牌双日历手表，动用了七个工厂和一个商店的四十余名技术人员，仅此一项就耗费了国家资金一万一千余元。至于王洪文所用的保温杯，也需特别定制，仅制杯盖一项，便耗费了半个多月的时间，专门制作了两套模具，该环节亦耗费了国家资金一千六百多元。
——韩仁和、刘恩仁、吴行慎（上海市轻工业局职员），《揭露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行的材料之二》
补充材料：揭发吸血鬼王洪文
1、伙食费用（涵盖工作人员夜间餐食及补贴）：共计9207元。
2、水费（按三个半月计）：共计1133.62元。
总计5295.60元。
4、煤气费（3.5个月）：525元
5、汽车费（17辆）：5841元
6、煤：15吨，660元
7、415冷气：1000元
总计：23662.22元→ 23662.22元
——《上海市委接待办公室揭露“四人帮”成员王洪文榨取工人血汗的罪行》
1981年1月25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依法对王洪文作出判决，判处其无期徒刑，并剥夺其终身政治权利。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王洪文未聘请辩护律师。
1985年，王洪文在一次常规体检中不幸发现自身患有严重肝病。在得到院方批准后，他被转至公安部直属的北京复兴医院接受住院治疗，并与张春桥同住一院。遗憾的是，1992年8月3日，王洪文因肝癌在北京离世，享年5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