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资讯戴文葆遭遇真相，令人震撼
杨刚
戴文葆（右派）
跌宕人生
文 / 徐敏
1928年，杨刚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观察她的面容，不难看出她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女性。
1938年，杨刚把毛泽东的名著《论持久战》译成英文出版。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杨刚与彭子冈、浦熙修、戈扬并被誉为新闻界的“四大名旦”，其声名远播，闻名遐迩。
1949年五月，上海迎来解放之际，杨刚肩负重任，担任《大公报》的军代表一职。
1949年10月1日，杨刚肩负全国政协委员的重任，受邀参加了隆重的开国大典，并登上观礼台。翌日，他满怀激动之情，挥毫泼墨，创作了名为《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的佳作。
1950年，我被调至北京，担任了总理办公室的主任秘书。到了1955年春天，我又被任命为《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主要负责国际新闻报道工作。
1957年5月6日，人民日报社正式组建了“整风领导小组”，该小组由七位成员组成，分别是邓拓、胡绩伟、杨刚、王揖、黄操良、陈浚、萧风。在此名单中，杨刚位列第三。进入6月，“整风”行动转变为反右运动，原整风小组随之更名为“反右领导小组”。
6月9日，以“金银花”为笔名的杨刚发表了一首诗作——《请让我也说几句气愤的话吧》。
1957年10月7日的拂晓时分，《人民日报》的同事们发现，杨刚身着整装，安静地卧于自己房间的卧榻之上，毫无知觉。他们立刻将其紧急送往协和医院进行救治。经医院检查确认，杨刚过量服用了安眠药物，不幸已经离世。
她何以选择以这种方式悄然离去，让人匪夷所思，其死因仍旧成谜，令人扼腕叹息，终年仅有52岁。
杨刚之死令戴文葆感慨。
青年戴文葆
1951年，戴文葆奉命迁至京城，投身于出版事业。彼时正值供给制盛行，人民出版社分配给戴文葆的小米定额之高，在同仁中堪称佼佼者。到了1954年，他被聘任为人民出版社三联编辑室副主任，并获得了五级编辑的职称。在当时一百余名编辑中，能与戴文葆比肩的，唯有中史室资深编辑朱南铣先生。
1955年，人民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王子野，在一次政协会议上，被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唤醒，对方提问道：据悉，贵地似乎藏有名为某人的军统特务，为何未采取行动进行处置？经过一段时日，曾彦修参加了中宣部举行的例行干部会议，那位负责人再度将他点名呼唤。“你们那边有一名军统成员，似乎叫某个名字，为何没有采取行动？”
同志所提及的那位“什么什么人”，指的正是戴文葆。在1956年开展的肃反运动中，各机关单位均需对人员进行重新审查，而曾彦修负责审查的名单中便包括了戴文葆。
戴文葆于1940年高中毕业之后，应他人推荐，加入了江苏省政府举办的青年训练班。经过数月的培训，他被分配至阜宁县政府的情报室担任办事员。然而，入职不久，戴文葆便察觉到该机构不过是虚度时光之所，于是同年便选择了离职，前往上海。正是这份简历，成为了他半生悲剧的肇始。
1949年5月，上海迎来了解放的曙光。次年，各机构纷纷呼吁“五类分子”主动至公安局进行登记。戴文葆对那阜宁县政府情报室的真实性质一无所知，毕竟那不过是国民党政府的机构，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前往公安局完成了登记。然而，那里的办事人员却告诉他，他并不在登记的范围内，只需返回党组织，如实坦白即可。戴文葆遂将此事告知了《大公报》的军代表杨刚。
1954年夏日，杨刚被任命为中宣部国际宣传处的负责人，担任了处长的职务。
随着肃反运动的展开，杨刚立即向党组织揭露了戴文葆所存在的“历史问题”。传闻彼时公安部门设有规定，凡曾效力于国民党或汪伪情报机构者，无论其担任何种职位，均被视作特务分子，定性为历史上的反革命分子。
多年以后，戴文葆回想起那段往事，不禁戏谑地提及：真是不易啊，这位警觉性极高的革命前辈，在宫中处理机密事务，即便公务繁重，仍记得我这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并将我的事情上报给了中宣部的领导。
由此，陆定一得以知晓了戴文葆的情况。当时，陆定一担任中央肃反“十人领导小组”的组长职务，因此对此事格外关注。于是，他接连催问出版社为何保持沉默，未采取行动。
1956年秋季，文化部副部长陈克寒莅临人民出版社，亲自过问此事，并对相关负责人进行质询。为何不直接对付戴文葆？
令人惊叹的是，在陆定一与陈克寒两位领导人的严厉追问之下，曾彦修却出乎意料地庇护了戴文葆数年之久。
在那时，人民出版社设立了专门的审查小组，曾彦修担任了审查戴文葆历史旧案的关键角色，并亲自执笔撰写了戴文葆的历史审查结论。在结论中，曾彦修明确指出，关于戴文葆的种种传言和疑虑已得到彻底澄清，他根本不具备历史反革命的成分。
戴文葆幸免于难。1957年，正值反右运动，戴文葆年仅35岁。运动初期，氛围相对宽松，鼓励人们畅所欲言。戴文葆忍不住多次激励，遂挥毫写下唯一的一张大幅标语。其内容言简意赅，主旨在于将“三害”比作党内的“毒瘤”，强调此次整风运动务必切除这颗“毒瘤”，方能使党得以健康向前发展。
这些言辞在当时并未引起任何争议。然而，谁料后来形势突变，“毒瘤”二字就有了新的理解，竟被无限上纲，说他把党比作“毒瘤”，还要割掉它，简直和人民大学葛佩琦的“杀共产党人”没有两样。戴文葆面临百口莫辩的境地，更无从申辩，只得默默承受着猛烈的指责。显而易见，这等罪名荒谬至极，然而在当时，类似冤案的形成却并不鲜见。
随着反右运动步入高潮，即便出版社的最高领导、反右五人领导小组的组长，亦难逃其影响。曾彦修，为了降低右派指标，不惜将自己归入右派行列，从而成为《人民日报》头版显著报道的典型案例。那日的报纸，其显著的大标题赫然写着：“党内亦存右翼势力。”人民出版社在反右运动中，由文化部直接领导，接连揭露了二十余名右派分子。
戴文葆素来便是文化部中的知名反骨人物，往昔虽因曾彦修的力保而幸免于难，但如今曾彦修自身亦已失势，戴文葆自是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昔日的旧账与新账的双重清算。
戴文葆被定性为极右分子，再加上先前所谓的“特务分子”标签，他可谓是双料反革命的典型。
戴文葆
1958年二月之初，戴文葆刚步入工作岗位，领导便找他进行了一番谈话。谈话中，领导向他提出了两种选择：若他接受劳动教养的处分，那么今后的一切都将由组织负责；若他不接受这一处分，则将面临公职的开除，组织将不再负责，他将被放逐于社会，必须自行寻求出路。解放后的时代，单位即是社会，一旦脱离组织，便等同于失去了工作，甚至连温饱都无法保障。面对这样的抉择，戴文葆别无选择，只能选择留在组织的庇护之下。
出版社随即联络了公安局，并安排警车将戴文葆送至城南半步桥的北京市第一模范监狱进行临时居住。此后，他又被押解至茶淀清河农场西荒地的583分场参与劳动。
那片土地杂草蔓生，蛇虫横行，居民们居住在简陋的地窝棚中。戴文葆起初在大田辛勤劳作了一整年半，随后又被分配负责拾取肥料，并协助队长处理一些日常事务。那时的中国正经历着三年困难时期，天灾与人祸交织，导致饥荒蔓延，遍地哀鸿。戴文葆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从起初的全身浮肿，演变为下肢逐渐萎缩，胃部溃疡问题日益严重，最终不得不卧床休养，入院治疗，丧失了行走的能力。
至1961年岁末，农场传来了通知，要求出版社将行将就木的戴文葆接回。出版社欣然允诺，安排了专人前来迎接。按照既定的约定之日，农场派出一辆平板卡车，将戴文葆送至茶淀车站。在此地，戴文葆重逢了前来接他的出版社领导范用。范用身为出版社的副书记、副社长及副总编辑，与戴文葆自重庆时期便已有旧交。自从戴文葆被贬至农场，范用多次利用周末他人不知情的空档，换上儿子的厚棉衣，衣袋中装满了罐头食品，悄然前来探望。戴文葆难忘此事。
在杨进的幼小心灵中，父亲戴文葆的归来总伴随着一个月黑风狂的夜晚。他身着厚重的棉袄，头戴一顶棉帽，在妻子的搀扶下，步履蹒跚，艰难地踏着地面，缓慢地攀登着台阶，最终气喘吁吁地坐在了门槛之上。
出版社诚挚希望戴文葆先生安心调养身体，同时组织部门亦将综合考虑，为其工作安排提供妥善的解决方案。
历经四五月之余，北京市公安局与戴文葆进行了谈话，告知其冯基平局长已批准解除其劳动教养，并出示了一张预先印制的通知，要求其将此文件转交至原工作单位。
戴文葆终于得以重返工作岗位，然而，关于编制的问题依旧悬而未决。自1958年他被派遣至清河农场接受教养以来，他在原单位的名册上便不再是正式在岗的员工，转而成为出版社的一名临时工。
1962年，戴文葆受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之邀，前往该局担任《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一书的编辑与整理工作。即便并非体制内的成员，中华书局对他却如同对待正式员工一般，予以同等对待。戴文葆个人，鉴于其“摘帽右派”的身份，自认为仍旧处于贱民之列，因此从不进行拜访友人的举动，他的日常生活仅限于单调的往返于家和单位之间。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一时间，批斗声此起彼伏，众多人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甚至有人因此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然而，戴文葆由于并非人民出版社或中华书局的正式编制员工，两个单位皆未将其纳入视线，因而侥幸逃脱了这场劫难。尽管如此，他目睹了周遭的混乱景象，深知北京已不再是我栖身之所，便遵循“小乱居城，大乱居乡”的古老教诲，主动提出返回苏北的故乡，承担起清理厕所的工作，以接受改造的洗礼。
七月，工作组入驻书局，对戴文葆下达了放假一周的指令，自此音信全无。进入八九月，戴文葆屡次前往单位索要薪资，并恳求分配工作，然而无人予以理会。直至一位名叫“卫东”的人出面回应：“你是我们所谓的黑线骨干，目前的情况无法处理，待时机成熟后再议，你先行回家等候消息。”
戴文葆
随后，我国首都开展了城市“净化”行动，将所有问题人物逐出京城，戴文葆亦不幸成为此次驱赶的对象之一。他向宣外公安局第五处（即劳改处）提出收容的请求，却遭到了婉拒。随后，他又前往茶淀清河农场，希望重返农场进行劳动，但同样遭到了拒绝。数日来，戴文葆穿梭于东单公园、东单街头及火车站，四处漂泊无依。日请求遣送，夜街头露宿。
1967年，戴文葆终获准重返苏北的故里，安顿定居。
那是一个十月底的夜晚，妻子为戴文葆整理了两袋轻便的行囊，随后，儿子陪伴着父亲一同前往永定门火车站，踏上了旅程。为了赶上次日清晨的首班车，父子俩选择在车站广场露宿，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天亮时，戴文葆吩咐儿子先前往进站口，并告知众人，有一位“坏分子”即将启程离开北京。而他本人则身着一件打了多处补丁的外衣，背部还特别缀上了一块白色布条，上面清晰地标明“坏分子戴文葆”的字样。他肩负一件行李，另一件手提，步入车站。儿子目送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那背上的白色布块随着每一步的踏动而起伏，最终在视线中缓缓消逝。
戴文葆重返阔别已久的故乡——江苏阜宁。当地的乡亲对他充满了宽容，不愿让他承受过多的艰辛。然而，他却主动请缨，坚决要求承担最脏最累的劳动。
经过三个月的坚持不懈，他终于成功地说服了他人，同意了他的打扫厕所的请求。在回忆中，他感慨道：“监护茅厕，是我经过三个月努力换来的胜利果实。”尽管故乡的众人纷纷愿意代劳，甚至有人要求他凌晨即起去打扫，但他坚决拒绝，他坚持要在人来人往、众人瞩目的街市高峰时段，才戴上工具，开始一天的辛勤工作。
此后，一段趣闻应运而生。1987年，戴文葆荣获出版界首届“韬奋奖”，喜讯传至故乡，亲朋好友皆为之欢欣鼓舞，纷纷道贺。在文革期间，二爹负责清扫厕所，他对待这项工作异常认真。文革结束后，他更是荣获了一枚“掏粪”的荣誉奖牌。令人困惑的是，他明明是在故乡清理粪便，却为何能从北京获得“掏粪”奖项？此事一时间在盐阜地区成了人们的笑料。
随后，革命委员会的领导认为让戴文葆负责打扫厕所不妥，遂将其调至工厂担任杂役。然而，实际上他却成为了主任的随行采购员，得以遍览祖国壮丽河山，视野由此大为拓宽。
1976年文革结束，戴文葆在第二年返回北京，开始为自己的遭遇申诉求助。他托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吴庆彤转信给邓小平，请求安排生活。潘怀素听说后也主动请人为他帮忙。老领导曾彦修在未曾见到他的情况下，就出面请求胡乔木帮助戴文葆解决工作问题。在多方合力下，人民出版社为戴文葆落实了政策。
1978年岁末，戴文葆初任文物出版社之职，两年光景后，他再度被调至人民出版社。起初，鉴于在人社所遭受的创伤，戴文葆本无意重返人社。然而，面对曾彦修、范用等资深领导的真挚邀请，他还是心软应允，重返了人社的行列。
人民出版社素以显赫社风著称，然而在颁发给戴文葆的工作证上，却仅以“审读室”三字标示，使得戴文葆内心颇感不适。这难道是暗示他仅为审读室的杂役，而非真正的编辑？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宋木文指出：“戴文葆所受的待遇，实则超越了人民出版社副总编的水平。”
戴文葆不负众望，成功编辑并出版了诸多巨著，涵盖了《弘一法师书信集》、《胡愈之译文集》、《文明的进程》、《性心理学》以及《鲁迅全集》的精选本，并全新撰写了所有注释。
往昔，关于是否应在出版界建立职称体系，文化部与人事部意见相左。人事部门认为，编辑职业缺乏创新性，无需设置职称。然而，文化部出版局呈递了戴文葆的自传以及数篇审稿意见和作者往来信件，国家人事部相关人士审阅后深感信服，进而同意建立编辑出版职称序列。
1984年，教育部作出决策，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以及南开大学开展编辑专业试点工作。在此背景下，戴文葆教授应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之邀，荣膺两所高等学府的特聘教授职务。
1990年发行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卷》中，戴文葆先生担任该板块的副主任与副主编，同时亲自执笔撰写了《编辑》与《编辑学》两篇条目。
戴文葆晚年所著的《射水纪闻》一书，为家乡的历史研究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2008年，我国著名学者戴文葆因病与世长辞，享年86载。
戴文葆在晚年时期，已显现出老年精神症状的端倪，他时而情绪激昂，时而因不解而陷入困惑与烦恼之中……情绪波动频繁，言辞格外激昂，且不时表现出恐惧与对抗的心理。
曾彦修老领导也曾说：戴文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时常忧虑着早年投身国民党阜宁县情报室的经历，深怕日后会有人借机追责。听闻此事之后，曾彦修不辞辛劳，特意撰写了一封篇幅较长的信件寄送给他。在信中，他详尽地说明了该人的历史问题已彻底查清，并劝慰对方无需过度担忧。此外，他还特别指出，此封信件将一并提交给人民出版社党委进行备案。
据《戴文葆书信集》的编纂者李频所述：他最后一次与戴老相见，是在2006年11月26日，当时是携同夫人一同前往。交谈未久，李频便察觉到话语间的逻辑显得有些混乱，戴老在与他交谈时，常常前言不接后语。谈话间，戴老竟将李频夫妇引至其卧室的书桌旁，从抽屉中取出退休证、工作证，请求李频的夫人为其拍照存档。李频原本以为戴老又要借此讥讽什么，却不料抬头一看，只见戴老面容严肃，与他往日的态度迥异。随后，戴文葆情绪激昂地继续说道，单位将予以收回这些物品，并拒绝承认其离休干部的身份。李频虽安慰道绝不至于如此，但内心却倍感痛苦，急忙示意妻子用手机记录下这一刻，以满足老人的愿望。
李频明白，戴文葆在反右运动中所遭受的创伤，那道深埋于内心的伤痕，始终未曾完全愈合。